张天元耸了耸肩，欧阳晓丹这丫头，到现在还是如此雷厉风行啊，真不愧是做警察的。
等柳怜将东西拿过来的时候，张天元就迫不及待地凑了上去。
“喂喂喂，不是吧，这难不成是黄宾虹的山水绢画？”
张天元看到桌上展开的这幅画，整个人眼睛都在放光，如同深夜之中的野兽一般。
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，黄宾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。
其画风与丰富多变的笔墨中，蕴涵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自然内美的美学取向。
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，有“南黄北齐”之说，“北齐”指的是居住在帝都的花鸟画巨匠齐白石，而“南黄”说的就是浙江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，二人被美术界并列在一起，足见黄宾虹的艺术功力和成就非同一般。
黄宾虹1865年生于江浙，卒于1955年。
名质，字朴存，擅长山水、花卉并注重写生，但成名相对较晚。
50岁以后，他的画风逐渐趋于写实，80岁以后，才真正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“黑、密、厚、重”的画风。
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，所画山川层层深厚，气势磅礴，惊世骇俗。
这一显著特点，也使中国的山水画上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。
由于黄宾虹在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，在他90岁寿辰的时候，被国家授予“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”称号。
几十年来，黄宾虹的绘画一直受到美术界的广泛关注，并逐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影响着当今中国画坛。
这幅《黄宾虹山水画》2.6平尺的绢是由中国著名山水画大师——黄宾虹的作品。
这副画作于绢上，绢的光泽度更好一些，而且耐染，适合多次渲染层次分明的作品，而且一般情况下不能制作特殊技巧；熟宣纸更大众化一些，几乎适合一切画法。
此幅山水镜心取高远式构图，主体为近处的青山草木郁郁葱葱，山路顺山谷蜿蜒而上。
远山以浓淡结合的水墨写出云雾氤氲。
高山与民居，繁与简，虚与实，对比互相衬托中画面更灵动。
正如宾虹先生之言：“作画实中求虚，黑中留白，如一灿之光，通室皆明”。
近几年文化产业成为了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因素。
整个书画市场，尤其是花鸟画市场，书画作品正以每年30%到50%的涨幅递增，其中真品中的精品的涨幅则还要高得多。
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，毕加索的画可以卖到几个亿。
目前投资渠道相对匮乏，这使得大量资金正在进入中国的书画市场。
张天元早就发现了，无论是帝都还是锦城，书画拍卖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面孔。
他们出手阔绰。前来拍走书画的买家大多为30到40岁的成功人士，但也不乏20多岁的富二代以及为求投资保值的余钱户。
书画市场正呈现一片繁荣景象，盛世古玩字画一点都不假。
黄宾虹认为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在意境不在外在表现，极力追求“内在美”，他认为国画最高境界就是“有笔墨”。
他的这副《黄宾虹山水画》正是展现其笔墨特色的代表作。
笔墨上，黄宾虹以重墨细笔勾画树木茅屋，再用墨层逐渐积累，由轻而重，直至浓墨打点，突破了画面墨色的限制，作品一派色渍漫溢、流彩飞扬，色墨浑然一体，令山水意蕴散发出别样的魅力。
黄宾虹的中国画，画面染色不多，突出赭石和草绿色的鲜亮，其崇山峻岭，山路曲折，远景苍山之葱茏，近景茅屋之孑然，不落寻常蹊径，笔墨枯润相间，有虚有实，繁而不乱。
2011春拍，黄宾虹的精品《黄山汤口》以300万元起拍，4772.5万元成交，超估价十倍，并创下黄宾虹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。
2012年在香港秋拍上，黄宾虹的一幅《山水轴》以1120万起拍，最终以3250万成交。
这幅画如果是真的，那当真价值不菲啊。
“大叔，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个黄宾虹，我父亲那里还有他的作品收藏呢，只是绢画是什么？难道画不都是画在纸上的吗？”
温蒂好奇地问道。
“绢，是一种薄的丝织物，它既是古人华丽服饰的主要材质，也是古时书画作品的重要载体。而在绢上作画，便是绢画。”
张天元解释道。
其实由于各个时代书画家所使用的绢不同，掌握各时代绢的工艺特征以及书画家用绢的习惯，对于鉴定书画作品的时代与真伪有很大帮助。
在我国，用绢作画已有数千年历史。
据记载，我国最早的绢画是周穆王时的《八骏图》，这是见于记载的第一幅绢画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考古发掘也多次出现绢画。
如在沙城出土的战国墓中发现的帛画。
同样，在1972年沙城市郊“马王堆”西汉一号墓中也发掘出来一幅覆盖在内棺上的帛画。
东晋顾恺之的名画《女史箴图》也是在绢上作画。
不难看出，伴随着中国丝织业的产生与发展，中国绢画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。
“原来绢画是你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啊，真是漂亮，可是这样的画，鉴定真假的方法跟纸质的一样吗？”
温蒂作为一个古董行里的小学生，态度显然要比欧阳晓丹好得多，最起码不懂的时候，她是会问的。
张天元对这个，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判断绢画的真假，同其他载体的字画一致，最主要的凭证是署款、印章、印色。
不同的是，绢画以绢为载体，绢的年代远近、生熟、粗细成为鉴定真伪以及时代的重要佐证之一。
如何判断绢的年代远近，有些人想当然的认为绢的颜色是一个重要指标。
按一般人的想法，年代越远就越黑，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尽然，因为保存的如何才是关键。
清代末期的绢画，到现在年代并不远，可是有的已经很黑很破烂。
它的绢色虽黑，其黑色却显着浮，并没有深入到绢素的肌里，不难识别。
唐代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，几乎是深麦黄色。
宋代赵佶的《听琴图》，如新绢，只是绢表面上的浮光失掉了。
可见，绢的年代远近，并不决定于绢色深浅，而是决定于绢丝收藏的如何，绢色是否深入绢素的肌理和绢丝的韧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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